单佐龙性格安静，甚至有些许自闭，并不擅长觥筹交错，因此在去戛纳前就安排好了大部分见面，做了详细的日程表。在他的戛纳行程表中，有大约30项事宜。

杨城作为“吴天明基金”青年制片人扶持计划的一员来到戛纳，每天上课、看片、开会。生于1985年的他是圈内公认的“厉害”角色，年纪轻轻，却是电影节的“常客”。

2014年和2015年，其制片作品《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我的青春期》接连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竞争最佳电影；今年，又有一部影片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样的经历，让他与多个电影节选片人熟络起来。

“这个领域太熟了，不用别人帮，我们甚至可以帮别人做。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赢得国内观众更有价值。”

王子剑也是具备海外发行能力的制片人之一。2015年，《路边野餐》获得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奖、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名。这是黑鳍文化严格意义上首次国际电影节经历。

在自己老师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洛迦诺电影节的选片人。“要用一切方法找到选片人，其实就是硬着头皮去找。很多时候笨方法是最有效的。”他说。每年电影节开始前的固定时间段内，很多电影节的选片人都会来到中国。

正值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选片人来中国，王子剑为好友黄旭峰4年磨一剑的真实电影《大三儿》做了推荐。“我们是抱团取暖的。”黄旭峰说。

这部影片讲述了生活在内蒙古赤峰市，一个叫大三儿的人想去拉萨和珠峰大本营的故事：一名身高一米、46岁的中年男人，如何在重复的日常生活里，有计划的寻求突破，并最终回到生活里的真实经历。经过1年多的准备、2年的拍摄，进入了最后剪辑和制作。这是工厂大门的首部影片，此外，他还储备了7个电影项目。

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当天，正是《大三正传》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选片人看片的日子，虽是第一次尝试国际电影节，但黄旭峰并不太担心。除了平和的心态，更多的是对影片内容的自信。

当然，在国际电影节的道路上，方法固然重要，但好的内容永远是打动选片人的第一块也是唯一一块敲门砖。

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规定摄制完成的电影取得公映许可证后，方可参加电影节。拟参加境外电影节的，需向主管部门备案。本质上，审核难度并没有加大，只是去国际电影节，必须先过了这关。

如何平衡电影本身的突破性和当下的电影政策环境？

这个问题考验着很多人，也考验着杨城。不过，他说他的困惑已经不是外在的挑战，而是对自己思考力、创造力的不满足，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学者型的制片人，并努力以这种理念在建设公司。

他喜欢自我反省。“以前有一些虚荣心，第一次去大的电影节的时候，我特别兴奋；遇到问题也会特别焦虑，现在想想觉得可笑。”

“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事情，想着去解决就行了，焦虑难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他告诉记者，自创办哪吒兄弟影业以来，他改变了很多。创业经历和对哲学学习感悟，让他如今对很多事都能平和看待。

“任何事都有ABCD的可能性，做最好的想象，也做最坏的打算，这样任何结果的发生都可以平静接受。”

商业化探索

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困难，他们对于电影工业和商业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电影《桃姐》中有过嘲讽类的场景，刘德华饰演的制片人在电影超支后，用各种说辞和手段，说服博纳董事长于冬客串的投资人增加投资。这一场景在真实的电影拍摄中其实很常见。

但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每一位受访人都表示，做好预算、控制成本是制片人基本功，与曾经的超支常态相比，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我们的电影绝对不可能出现超支的情况。”林晶告诉记者，她了解最大的成本是人力，对如何做预算有自己的方法论，也明白艺术片和商业片的股权结构和融资思路完全不同。

王子剑有一套相对成熟的艺术片制片体系。包括完整的预算、回收计划等。在黑鳍的会议室里，整墙的黑板上写满了一部电影所需要的各个环节，并作好了分类。他对各环节的人力成本稔熟于心，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做出精确的预算。

影片卖得好才可能保证不赔钱，包括海外发行、国内票房、网络版权等多个渠道，王子剑在几个项目之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回收体系。往往在前期筹备时，就要分阶段为项目做好回收方案。

同时，他形成了股权溢价模型，这是当下产业环境里，制片人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保证制片公司可以持续运营的手段之一。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部影片中自己会留有部分股权，在主投方确定后、拿出10%左右做第一次溢价；片子第一个版本出来后，做第二次；电影节、发行之前，进行第三次溢价，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将手里的股份留用。

同是创作型制片人，任江洲不掩饰对王子剑商业能力的佩服，自己虽擅长创作，但电影终究是个名利场，他也要为找到一个合适的财务负责人。

任江洲性格内敛，谈及困难会接连叹气，像泄了气的气球。结束《心迷宫》创作后，他回老家做了一个农场，在电影集中拿奖的2014年，他除了飞去领奖，其余时间都在老家种地。

“有了这个收入，起码够我生活。我不能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