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佐格看起来高大健硕,虽然已经年届76岁,却是神采奕奕,时值北京“雾霾+沙尘暴”的恶劣天气,赫尔佐格却丝毫不惧,连口罩也没有佩戴。赫尔佐格却并不狂傲,富有德国人气质:谨慎认真严苛,谈话时独树一帜又充满睿智,满场的观众听得入神,却又时常被风趣大胆的话语逗笑,时不时感到醍醐灌顶。

“严苛节制”的拍片风格源于童年

赫尔佐格在片场

赫尔佐格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电影,一般都在很少的预算下完成的,往往由他自己兼任制片和编剧。好友、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曾评价赫尔佐格说他:“充满矛盾:极端顽强又脆弱,深情却鄙视,头脑清晰却感性,没有准备好日常的压力却完全能接受极端的环境”,这也许能推追溯他的童年经历——因为“匮乏”的环境,塑造了他“严苛节制”的拍片风格。

赫尔佐格出生于1942年,正处于二战时期,家乡慕尼黑遭到了轰炸,他们没了住所搬到一个小村庄,再搬回慕尼黑,赫尔佐格已11岁。

那时,赫尔佐格和兄弟们因为经济“困难”,很小就外出打工挣钱,赫尔佐格晚上在一家钢铁工厂做焊工学徒,赚来的钱和“偷来”的摄影机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我没有上过电影学院,有一天,我在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前身机构的电影器材设备室,看到屋子里没有人,我就拿了一台机器出来。我的本意并不是想偷这台机器,只是想拍完我的电影就把机器还回去,但我的电影却一直在拍,所以这台机器就一直跟随着我了。” 赫尔佐格说。

第一次拍电影就是用“野路子”,这意味他从来都不会根据条条框框去写剧本。

“一旦我有了一个想法之后,能在一周之内把剧本写完,速度非常快。正因为把我的大门向所有的角色和想法敞开,所以我才能让自己的电影充满生命力。”赫尔佐格如果拍两小时的电影,往往只有7至8小时素材,他对“年轻导演往往拍摄450小时素材花1至2年时间剪辑”的行为嗤之以鼻:“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或许也是因为匮乏,所以他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热情,这和赫尔佐格无意识的生理特质——很少做梦有关。

他说自己上次做梦是在两年前,“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不做梦所以我才能做电影,自己就像那些没吃饱或没睡饱的人,或那些总处饥饿、疲惫状态中的人,那些夜里从来不进入我脑中的画面,也许就是我想在银幕上创造出来的。”

在极端的压力下,会让你看到更多的人性

拍摄时充满危险

赫尔佐格认为,“如果是为了拍摄电影的需要,即使意味着要去监狱里待上一晚上也无可厚非”,也是因为这样的理念,他的拍戏经历跟《荒野求生》探险家贝尔一样传奇。在非洲拍摄《新创世纪》时,喀麦隆政府发生政变,他因表错政治态度而被捕入狱,染上了寄生虫病;2005年他在洛杉矶接受BBC采访时,被一支气枪击中,平静地说道:“有人在对我们射击”,随后示意采访继续。如果说这些经历是被动的“意外”,那么他的这些主动选择冒险的举动,听起来就更匪夷所思了——

在拍摄《生命的标记》时,赫尔佐格与希腊守军发生争吵,威胁要枪杀逮捕他的人;在《侏儒流氓》杀青后,为了表达与侏儒演员平等,他跳入近两米高的仙人掌丛;也为了呈现《玻璃精灵》的电影气质,他对除主演外的所有演员进行催眠,由于对催眠师不满,他自学催眠完成了这项工作。

即使这些电影拍摄行为听起来很疯狂,即使他的作品大多以狂热、孤独的狂想者为主人公,强调人力与天意的对抗,但赫尔佐格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疯狂的导演,“将人生和电影混为一谈是不健康的,说到底电影是虚构的。”

但他也承认“导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一些导演在高强度的工作15年之后就消失不见了。”对此他有自己的一套安全法则。

赫尔佐格与灰熊

他执导的纪录片《灰熊人》(2005年)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蒂莫西·崔德威尔热爱灰熊,常常与灰熊们住在一起,并记录它们的习性。但在第13年后,崔德威尔和女友最终被一只灰熊残忍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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