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嘉兴离上海很近，何不去嘉兴开会。经过商量后，代表们决定，李达的夫人第二天乘早班车赴嘉兴，先雇一艘大船等着，其他代表乘第二班车去，然后乘船游嘉兴南湖，周佛海也抱病前往嘉兴。当地的人以为他们是游南湖的，也就没有注意他们。他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他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会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据周佛海回忆，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还选举了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但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大代表陈潭秋也回忆说：“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中央委员。”看来周佛海有可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是“为副委员长”。至于“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中央局书记一职，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说：“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包惠僧也回忆说：“陈独秀没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由此可见，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周佛海确实代理过中央局书记一职。
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的行踪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后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警方还通过学校对周佛海施加压力，老师多次警告周佛海，学校方面也以开除学籍威胁周佛海，这些让周佛海惊恐万分。而且，周佛海还带着第二任妻子杨淑慧一起生活，当时杨淑慧与她的父母失去了联系，他们二人的生活十分清贫，靠领取周佛海一人的官费生活。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广州，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同年9月份，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别的教授月薪是220块大洋，邹鲁给周佛海月薪240块大洋。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周佛海应按累进额每月交纳、党费70多元，杨淑慧认为丈夫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于是周佛海就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山东长岛渔家乐广州区委执行委员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都被周佛海拒绝[2] 。
人物故事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龙兴讲寺墙壁上，题上这样一首诗：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周佛海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 [3]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身为卧底的周佛海随同汪精卫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1938年，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时人眼中大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杨淑慧，而抛弃了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7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李达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